您现在的位置:一裁网>> 专栏>> 会员专栏 >> 正文
已撤销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下承认与执行的分析
作者:陈辉 来源:“中国仲裁”微信公众号 发布日期:2016年05月12日 点击数:

已撤销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下承认与执行的分析

——以美国法院的实践为视角

 

[内容摘要] 随着国际商事仲裁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已撤销仲裁裁决不可执行的立场有所松动。从条约解释上,《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应作授权性条款解释。美国法院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撤销仲裁裁决的外国法院裁判是否违反美国公共政策来审查是否应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做法及与该做法相适应的“优先管辖权和次级管辖权”理论。当裁定中国当事人胜诉的仲裁裁决在外国法院以各种不合理的事由被撤销时,我国不予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做法不利于维护中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应行使第5条第1款(e)项下的自由裁量权有条件地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

[关键词] 仲裁裁决;撤销;纽约公约;自由裁量权

 

统国际商事仲裁理论认为一项仲裁裁决如果被仲裁地法院撤销,该仲裁裁决在其他国家也得不到承认与执行,此即仲裁裁决效力的属地主义。但是随着国际商事仲裁非内国化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属地主义理论有所松动。《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规定“被请求承认或执行裁决的管辖当局只有在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提出有关下列情况的证明的时候,才可以根据该当事人的要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e)裁决对当事人还没有约束力,或者裁决已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撤销或停止执行。”[①]围绕着该条中“可以”这一措词,虽然理论界对这一条的授权性条款性质还存在争议,但实践的趋势是执行地法院基本认可了这一自由裁量权,只是行使这一自由裁量权的条件和具体方法有所差异。美国法院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以“判决承认与执行”方式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实践路径,本文拟从这些案例入手,分析美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对象、范围、标准以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以为他山之石,对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 《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之解读

《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规定:“被请求承认或执行裁决的管辖当局只有在作为裁决执行对象的当事人提出有关下列情况的证明的时候,才可以根据该当事人的要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e)裁决对当事人还没有约束力,或者裁决已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撤销或停止执行。”从该条款可以看到,当一项外国仲裁裁决已被其来源国撤销时,执行地法院并非必须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而是享有是否承认与执行的自由裁量权。由此,产生了该条款是授权性(permissive)条款还是强制性(mandatory)条款的争议。争议之焦点就集中在“可以”的解释上。

授权论派学者认为,《纽约公约》第5条使用了“可以”(may)而不是“应当”(shall),因此即使被执行人证明外国仲裁裁决已被其来源国撤销或停止执行,执行地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有承认与执行裁决该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强制论派学者认为,结合《纽约公约》当时的立法背景,第5条的“可以”就是“应当”的意思,第5条并没有留给执行地法院是否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

条约解释的主要依据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至33条的规则。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条约的解释应遵循总的三个原则:第一,按照善意的原则进行解释;第二,应推定条约用语具有通常的意义;第三,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应按照用语的上下文并参考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决定。[②]

为证实依据第31条解释所得的结果,或依据第31条解释,条约仍然意义不明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时,可以使用谈判记录、条约的历次草案和讨论条约的会议记录等补充资料进行解释。[③]而且当条约有两种以上认证用语的版本时,这些不同版本的条约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在解释这些不同版本的条约用语时应推定意义相同。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的规定,对条约进行文义解释的方法主要有通常意义解释,体系解释以及目的、宗旨解释三种。

1.对《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e项的通常意义解释

《纽约公约》的中、英、法、俄、和西班牙文版本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其中,英文版第5条第1款为: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of the award may be refused… only if (a) … or … or (e) …

“may”这个词的通常含义为“可以”,是一个表达“选择性”、“授权性”的情态动词,这是“may”这个词的通常意义。荷兰著名国际仲裁专家桑德斯教授曾在《仲裁实践60年》中回忆称,《纽约公约》采用的案文是由荷兰代表团提出的,立法者在公约案文第5条第1款所使用的“may”,事实上是指“shall”。[④]笔者认为,将“may”解释成“shall”已经超越了“may”的通常意义。而且从《纽约公约》不同条文语义的一致性看,《纽约公约》第2条第1款、第3条以及第7条都使用了“shall”,很难认为立法者会分别用“shall”和“may”这两个情态动词来表达“应当”这一个意思。因此在起草《纽约公约》时,立法者是区分“may”和“shall”这两个情态动词的不同意义的。也有学者认为“may… only”这种结构“only”才是核心,表达了一种强制性的语气,因此《纽约公约》第5条不予承认与执行事由的适用具有强制性。[⑤]笔者认为《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的“only”是对不予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事由的限制,即“only”表明第5条第1款所列的事由是穷尽的,被执行人不得援引该款所列之外的事由进行抗辩,执行地法院不得适用该款所列之外的事由不予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而不是反过来对“may”的限制。

2.对《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e项的体系解释

首先,《纽约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当执行地的仲裁法关于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较《纽约公约》更有利于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时,该执行地法院不得剥夺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当事人援引该更有利法律的权利,是为“更加优惠权利条款”(morefavorable right provision)。第7条第1款的规定是强制性的,其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如果将第5条1款(e)项解释为强制性条款,将与第7条第1款在立法目的和宗旨上产生冲突。[⑥]

其次,如果将《纽约公约》第5条1款(e)项解释为强制性条款,则执行地法院有义务遵循裁决来源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那么为避免执行地法院执行了仲裁裁决后该裁决又被撤销的矛盾,第6条的“中止条款”也应当是强制性规定。但是第6条却使用了“may”这个情态动词。[⑦]假设第6条为强制性规定,执行地法院有义务等待裁决来源国法院作出仲裁裁决效力的裁判,这事实上就回到了1927年《日内瓦公约》的“双重许可制度”。[⑧]只不过许可的形式由“积极的确认仲裁裁决效力”变成了“消极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许可的主体由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变成了被执行的一方。

3.对《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e项的目的、宗旨解释

《纽约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在于确保各缔约国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上的一致性并促进仲裁裁决的执行(pro-enforcement)。有学者指出,承认已撤销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将导致同一仲裁裁决的执行在各国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这与《纽约公约》的一致性目的相矛盾。[⑨]

笔者认为,《纽约公约》的各项目的、宗旨之间不是全有或全无的排斥关系,而是一种竞争关系,即哪一个目的、宗旨在解释第5条第1款(e)时占优势。[⑩]《纽约公约》的一致性目的主要依靠公约本身来实现,而《纽约公约》促进仲裁,促进仲裁裁决执行的目的、宗旨却依赖于公约中具体制度的设计建构。[11]而且,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并非导致《纽约公约》执行结果不一致的唯一原因。由于每个缔约国都可以自由解释和适用《纽约公约》拒绝执行的事由,未被仲裁地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也可能发生在一个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而在另一个缔约国被拒绝的矛盾情形。[12]因此,在解释《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时应以公约促进仲裁裁决的执行这一目的、宗旨为指导,作出有利于仲裁裁决执行的授权性条款解释。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的规定,有两种情况可以适用补充资料解释:第一种情况是为了证实根据第31条解释所得的意义,因此补充资料解释起的是一种补强作用;第二种是依据第31条解释,条约仍然意义不明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在这种情况下补充资料解释对条约意义的释明起了关键作用。

根据上文几个方面的解释,第5条第1款(e)项作授权性条款解释并未出现意义不明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的情形,因此补充资料解释在此起到的是补强作用。

1953年,国际商会(ICC)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关于执行国际仲裁裁决公约的报告和草案。关于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事由的审查,这份公约草案第4条使用了“shall berefused”[13]的措词。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接受了该公约草案的大部分条文,但是将第4条(最终版本为第5条)的措词改为了“may onlybe refused”。[14]此外,在公约草案审议过程中,德国代表团建议将第4条的相关措词修改为“shall berefused”[15],但是该建议并未被采纳,在最终通过的《纽约公约》条文中仍然使用了“may berefused”这一措词。因此,笔者认为在《纽约公约》起草过程中,关于第5条第1款的措词是用“may”而不是“shall”是经过立法者们仔细斟酌的,而不是桑德斯教授所称的疏忽所致。

综上,通过对《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的文义解释、补充资料解释,第5条第1款(e)项应当为授权性条款,即执行地法院享有是否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

  • 美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实践的分析

美国法院目前适用《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例共计8个,其中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有2个,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序号

案件名称

案号

是否承认与执行

  1. 1.           

Chromalloy Aeroservices,  Inc.,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939 F. Supp. 907 (1996)

  1. 2.           

Yusuf Ahemed Alghanim &  Sons, W. L. L. v. Toys “R”US, Inc.; Tru (HK) Ltd.,

126 F. 3d 15 (1997)

  1. 3.           

Baker Marine (NIG.) LTD.,  v. Chevron (NIG.) LTD.

191 F.3d 194(1999)

  1. 4.           

4. Martin Spier v.  Calzaturificio Tecnica, Spa,

71 Supp.2d 279 (1999)

  1. 5.           

Pertambangan Minyak Dan Gas  Bumi Negara (Petramina) v. Karaha Bodas Company, L.L.C. (KBC)

335 F.3d 357(2003)

  1. 6.           

TermoRio S.A. E.S.P. and  LeaseCo Group v. Electranta S.P., et al,

487 F.3d 928, 937 (2007)

  1. 7.           

Corporation Mexicana de  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L. de C.V. v. Pemex-Exploraciony Production,

962 F. Supp. 2d 642(2013)

  1. 8.           

Thai-Lao Lignite (Thailand)  Co., Ltd. & Hongsa Lignite (LOPDR) Co., Ltd v. Government of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997 F. Supp. 2d 214(2014)

通过上述这些案例,美国法院形成了“判决承认与执行”方式(judgmentroutine)这一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的方法。这一方法具体是指,如果外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违反了美国关于公平、正义的基本观念,则美国法院将不认可该裁判的效力,继而承认与执行该已被外国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

(一)    “判决承认与执行”方式的法律基础

早在Chromalloy Aeroservices, Inc.,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以下简称Chromalloy案)中,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以下简称“特区联邦法地区法院”)就确认了《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是一个授权性标准,在这一标准下法院可以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16]因此,仲裁裁决已被外国法院撤销,只是《纽约公约》允许执行地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的事由,而非要求执行地国法院必须这样做。执行地国法院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一意见也被其后美国所有关于已撤销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案件所接受,并成为“判决承认与执行”方式的法律基础。

(二)    “判决承认与执行”方式下执行地法院的自由裁量权

在Chromalloy案中,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就确认,在是否承认与执行已撤销外国仲裁裁决上,其自由裁量权就是审查外国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公共政策。[17]但是,该案并未明确指出这一公共政策考量的直接依据。这一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案件中都未给予明确的回答。[18]直到在TermoRio S.A. E.S.P. and LeaseCo Group v. ElectrantaS.P., et al, 案中(以下简称TermoRio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以下简称“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明确了这一问题。其在判决中指出,《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下,有一个默示的公共政策注释。因此,审查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的公共政策与《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b)项的公共政策并不相同,而且前者的范围不得宽于后者。[19]

(三)    “判决承认与执行”方式下“公共政策”的范围

在Chromalloy案中,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将裁决来源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裁判中的事由是否为美国国内仲裁法所认可,作为衡量该裁判是否违反美国公共政策的因素之一,但是该方法在TermoRio案中被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所否定。[20]在BakerMarine (NIG.) LTD., v. Chevron (NIG.) LTD.案中,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指出,除非有极不寻常的情况(extraordinarycircumstances),外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通常应当得到美国法院的尊重。但是该案的判决并没有指明“极不寻常的情况”究竟指的是哪些情况。[21]在TermoRio案中,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明确了这一范围,其在判决中援引了Tahan v.Hodgson案[22],认为如果一项判决违反公共政策的程度达到了与执行地国家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相矛盾,那么该判决将得不到执行。何谓外国法院的判决与执行地国家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相矛盾?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也指出“这一标准很高,并非经常能够达到……一项判决明确表明将损害公共政策、公众对法律实施的信任或个人自由、财产权利的保障,将构成违反公共政策。”[23]

综合美国从1996年Chromalloy案到2014年Thai-LaoLignite案[24]相关8个案件,美国法院认定的美国基本公平、正义观念的外延为:

1.无视仲裁协议中明示或默示放弃对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意思表示

在Chromalloy案中,CAS与埃及政府之间的仲裁协议约定“仲裁庭作出的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拘束力,并且不得诉诸任何上诉或其他救济程序。”当仲裁庭作出不利于埃及政府的裁决后,埃及政府向开罗上诉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后该仲裁裁决被撤销。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认为,“美国支持使用终局的、对双方具有拘束力的商事仲裁来解决纠纷的公共政策是明确的,这一政策得到国际条约、立法以及判例法的支持……执行对双方具有拘束力的仲裁协议有着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支持。(因此)本院如果承认埃及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裁判的效力,将违反美国的公共政策。”[25]

2.外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存在程序瑕疵

在TermoRio案中,TermoRio与Electranta订立了一份电力供销合同,由后者购买约定数量的电力。当Electranta未能按照约定购买电力时,双方将争议提交给了仲裁地位于哥伦比亚的仲裁庭。后仲裁庭作出了有利于TermoRio的裁决。Electranta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最终哥伦比亚最高行政法院(Councilof State)以仲裁条款违反哥伦比亚法律关于禁止适用ICC仲裁规则的规定撤销了该裁决。TermoRio申请执行该仲裁裁决,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将哥伦比亚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并不存在瑕疵,其裁判结果是真实可信,作为了该裁判不违反执行地国家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的理由之一。[26]

3.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溯及地适用法律,致一方当事人丧失救济机会

在Corporation Mexicana de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L. de C.V. v. Pemex-Exploraciony Production,案中,COMMISA与PEP签订了一份海上天然气平台建造合同,其中的仲裁条款约定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仲裁解决,仲裁地为墨西哥城,适用提交仲裁时有效的国际商会仲裁院调解与仲裁规则。[27]后双方都宣称对方违约,经调解无法达成协议后,COMMISA提起仲裁。仲裁庭作出了有利于COMMISA的仲裁裁决。在此期间,墨西哥颁布了新的法律,该法律明确规定本法没有溯及力,因此不适用于COMMISA与PEP之间的仲裁协议。PEP向墨西哥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墨西哥法院适用了该新法律,认为COMMISA与PEP之间的争议属于行政争议,不具可仲裁性,并据此撤销了该仲裁裁决。COMMISA只能向其他有管辖权的墨西哥法院寻求救济,但是由于已超过时效,COMMISA的请求被驳回。

COMMISA向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裁决,PEP以该仲裁裁决已被墨西哥法院撤销作为抗辩。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认为墨西哥法院溯及地适用了订立仲裁协议时并不存在的法律,损害了COMMISA的合理期待,也致使COMMISA因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寻求实体救济的机会。因此,墨西哥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违反了美国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该已被撤销的仲裁裁决应得到执行。

4.以国际通行事由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的效力应予以认可

相关案例表明,以与《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a)-(d)项相同的事由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其效力得到了美国法院的承认。在Thai-LaoLignite (Thailand) Co., Ltd. & Hongsa Lignite (LOPDR) Co., Ltd v.Government of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案中,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认为“马来西亚高等法院撤销该仲裁裁决是基于仲裁庭超越管辖权这一被普遍认可的事由,因此该裁判并不违反美国基本的公平、正义观念,应承认其效力。[28]

  • “判决承认与执行”方式的理论基础

以撤销仲裁裁决的外国法院裁判是否违反美国公共政策来审查是否应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是一种以属地原则为基础的做法。美国法院以该原则为基础创立了“优先管辖权和次级管辖权”理论。

在YusufAhemed Alghanim & Sons, W. L. L. v. Toys “R”US, Inc.; Tru (HK) Ltd.,案中,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就认为,关于仲裁裁决的审查,《纽约公约》规定了两套体制:一是裁决作出地国或裁决所依据法律所属国的体制,二是承认与执行地国的体制。在前种体制下,《纽约公约》允许法院适用国内仲裁法撤销仲裁裁决。这一立场也成为美国法院优先管辖权和次级管辖权的基础。[29]优先管辖权和次级管辖权理论由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TermoRio案一案中确立,其基本观点为:首先,优先管辖权国家可以根据国内仲裁法撤销仲裁裁决;其次,次级管辖权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尊重优先管辖权国家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除非该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与次级管辖权国家关于公平、正义的基本观念相矛盾。

(一)  优先管辖权的界定

优先管辖权(primary jurisdiction)是指仲裁地国或仲裁所依据法律所属国的管辖权,该管辖权对仲裁裁决具有支配性地位。优先管辖权国家可以根据国内仲裁法以及本国明示或默示的撤销裁决的事由撤销或更正仲裁裁决。[30]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的规定,优先管辖权可以分为两类:仲裁地国的优先管辖权和作出裁决所依据法律的所属国的优先管辖权。

仲裁地是一个法律概念而非一个地理概念,它是国际商事仲裁在法律上的住所地,它是国际商事仲裁与特定法律制度的连结点。根据《纽约公约》和大部分国家的仲裁立法,仲裁地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地的仲裁程序法将适用于仲裁程序,仲裁程序包括仲裁裁决,将受仲裁地国法院的监督。[31]仲裁地一经确定,除非发生特殊情况,就不再发生变动。开庭地点、合议地点以及裁决书的签署地可以分别位于仲裁地之外的几个国家,但后者除了说明仲裁庭开庭、合议以及签署裁决书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32]

《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使用了“裁决作出地”的概念。笔者认为,《纽约公约》下的“裁决作出地”就是指仲裁地。仲裁裁决的作出是仲裁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仲裁裁决的作出需受仲裁地法的约束,而裁决签署地除了证明仲裁裁决于当地签署这一事实之外,缺少与仲裁裁决在法律上的真正联系。

除了仲裁地国,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e)项的规定,作出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所属国也享有对仲裁裁决的优先管辖权。通常认为“作出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指的是仲裁程序法,比如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在InternationalStandard Electric Corporation v. Bridas Sociedad Anonima Petrolera , IndustrialY Comercial一案[33]中就认为,“‘《纽约公约》作出裁决所依据法律’这一措词无疑指的是错综复杂的仲裁程序法……我们相信,本国法院因国内实体法适用于外国仲裁而享有撤销外国仲裁裁决的权利的观点是对《纽约公约》文本所体现的逻辑的公然挑衅,并且忽视了国际仲裁体系的本质。这一观点也为许多外国法院对先前相似案件的审查所证明。”[34]如今各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主要是仲裁程序的监督,而非对裁决实体内容的监督,作出裁决所依据的仲裁程序法相较于裁决所依据的准据法,与国际商事仲裁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因此,《纽约公约》作为仲裁司法监督的国际公约,其第5条第1款(e)项中“作出裁决所依据的法律”应当指的是仲裁程序法。

优先管辖权存在仲裁地国的优先管辖权和作出裁决所依据法律的所属国的优先管辖权这两种情形,尽管当事人选择仲裁地之外的仲裁程序法的情形在实践中很少出现,[35]但是,在理论上就会出现这样两个问题: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必须在仲裁地国法院与作出裁决所依据法律所属国法院之间择一申请撤销还是可以同时向两个国家法院申请撤销?它们之间的效力如何?

桑德斯教授认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地国法院与作出裁决所依据法律的所属国法院之间择一申请撤销,而且作出裁决所依据法律的所属国法院裁判的效力应高于仲裁地国法院。[36]也有学者认为尽管《纽约公约》给予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在仲裁地国法院与作出裁决所依据法律的所属国法院之间选择的权利,但是《纽约公约》也可以解释为有权撤销仲裁裁决的只有一个法院。现实情况是,这个法院通常为仲裁地国法院,即使裁决是依据第三国法律作出的,或者作出裁决所依据法律所属国法院正在进行裁决撤销程序。[37]

虽然美国法院在识别优先管辖权国家时,尚未遇到过当事人选择仲裁地国之外国家的仲裁法的情形,但是从理论上看,当仲裁地国与作出裁决所依据法律的所属国不一致时,次级管辖权国家应将后者作为优先管辖权国家。

首先,从《纽约公约》确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并促进仲裁裁决执行的目的和宗旨出发,在各国仲裁法关于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仍存在当地标准的背景下,如申请撤销裁决的一方当事人有权选择撤销裁决的法院,会出现当事人挑选法院的现象,间接损害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一致性。

其次,仲裁地的法律意义重于其地理意义。当仲裁地的仲裁法不再适用于某项国际商事仲裁时,那么仲裁地对该项国际商事仲裁的最重要的法律意义也就不复存在。相反,当事人选择了仲裁地之外国家的仲裁法就意味着有将该项国际商事仲裁纳入该国法律秩序的意思表示,因此该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应接受该国的司法监督。

(二)  次级管辖权法院审查优先管辖权法院裁判的标准

次级管辖权(secondary jurisdiction)是指承认与执行地国家对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管辖权。相较于优先管辖权,次级管辖权处于从属地位,即在通常情况下,次级管辖权国家应当承认优先管辖权国家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裁判的效力,除非优先管辖权国家的审查超越了国际商事仲裁体系的合理标准。

如何界定一项审查标准是否超越国际商事仲裁体系的合理标准?各国学者们主要有以下观点:Paulsson教授认为如果优先管辖权国家依据“当地标准”,即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审查,或者依据当地的公共政策及可仲裁性,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就构成了超越国际商事仲裁体系的合理标准。[38]Leurent教授认为合理标准就是指《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a)—(d)项的4项事由。[39]WilliamPark教授认为优先管辖权国家的裁判应被作为外国判决来对待,如果符合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就予以承认与执行该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40]Drahozal教授则认为只有在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示放弃司法审查时,次级管辖权国家才可以不予承认优先管辖权国家裁判的效力。[41]

从司法判决来看,美国是将优先管辖权国家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当作外国法院判决来对待。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TermoRio案的判决中称,“一项是否承认或执行未被裁决作出地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判决与一项是否不理会外国法院行为的判决有很大的区别。”[42]据此可以推测,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定,对优先管辖权国家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的审查不同于对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审查,其审查标准也有区别。如果优先管辖权国家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判不符合美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则予以承认与执行已被优先管辖权国家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因此,一项已撤销外国仲裁裁决能否在美国得到承认与执行,其审查标准就成了美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标准。如果美国审查外国法院判决的范围越窄,那么已撤销外国仲裁裁决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越大。

  • 我国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之探讨

虽然实践中我国法院在审理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案件时已直接适用《纽约公约》的相关条款,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以下简称《执行通知》)中对第5条“强制性条款”解释剥夺了已撤销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申请人获得救济的权利。面对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当裁定中国当事人胜诉的仲裁裁决在外国法院以各种不合理的事由被撤销时,这一立场对我国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显得力度不足。因此,在不违反国际公共政策的前提下,我国有条件地承认与执行已撤销仲裁裁决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应当修改《执行通知》中强制性条款解释,赋予我国法院在适用《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时的自由裁量权。

关于承认与执行已撤销外国仲裁裁决的具体标准,笔者认为,一项已被裁决来源国撤销的仲裁裁决之所以能够在另一国得到承认与执行,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关于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不尽相同。裁决来源国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不等于执行地国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两者不是一个程序,因此执行地法院并不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全盘认可裁决来源国撤销裁决的裁判。[43]仲裁地法院认可的范围原则上仅限于那些依据国际普遍接受的裁决撤销事由作出的撤销裁决的裁判。

因此,我国可借鉴《1961年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9条的规定,在明确《纽约公约》第5条为授权性条款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列举对于依据缺乏行为能力或仲裁协议无效,被执行人未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仲裁庭裁决的事项超越管辖权以及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不符合仲裁协议或相关法律这四项事由撤销的外国仲裁裁决,我国法院不予承认与执行。但是,即使以上述四项事由撤销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来源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或裁判结果,不符合我国国内法或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裁判的条件,则该裁判不应得到我国的承认,已被撤销的外国仲裁裁决应当在我国得到承认与执行。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Recognition andEnforcement of Annulled Arbitral Awards under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S. Courts’ Practice

Abstract:Traditional non-enforcement of annulled arbitral awards has been flexible with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Art. V(1)(e) of New York Convention shall beconstrued as permissive. The U.S. courts have established a routine byreviewing whether the recognition of a foreign judgment setting aside anarbitral award is against the U.S. public policy to recognize and enforceannulled arbitral awards and related primary jurisdiction and secondaryjurisdiction theory. China’s position of non-enforcement of annulled arbitralawards is against the rightful interest of Chinese parties in the event ofunreasonable annulment of arbitral awards in favor of Chinese parties. So Chinashould exercise the discretion under the Art. V(1)(e) in the recognition andenforcement of annulled arbitral awards.

Key Words:arbitral awards; annulment; New York Convention; discretion

 


*陈辉: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硕士,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①]﹝英﹞艾伦·雷德芬、马丁·亨特等:《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践》,林一飞、宋连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9页。

[②]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③]参见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④]赵秀文:《从克罗马罗依案看国际仲裁裁决的撤销与执行》,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5期,第123页。

[⑤] See Kenneth R. Davis, A New Look at Articles V and VII of the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37Tex. Int’l L. J. 43. 2002, p.59.

[⑥] See Jan Paulsson, May or Must Under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AnExercise in Syntax and Linguistics, Vol. 14, No.2, Arb. Int’l 1998, p229.

[⑦] Article VI:If an application for setting aside or suspensionof the award has been made to a competent authority referred to in articleV(1)(e),the authority before which the award is sought to be relied upon may,if considers it proper, adjourn the decision o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awardand may also,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rty claiming enforcement of theaward, order the other party to give suitable security.

[⑧] See Emmanuel Gaillard, The Enforcement of Awards Set Aside in theCountry of Origin, vol. 14, issue 1, ICSID revi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journal 1999, p.33.

[⑨] See M. B. Holmes, Enforcement of Annulled Arbitral Awards: LogicalFallacies and Fictional Systems, 79 (3) Arbitration 2013, p.247.

[⑩]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导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113-114页。

[11]如《纽约公约》第7条第1款就是以促进仲裁裁决执行为目的的制度设计。

[12] Luca G. Radicati di Brozolo, The Enforcement of Annulled Awards:Further Reflection in Light of Thai-Lao Lignite, 25 Am. Rev. Int’l Arb. 47,p.59.

[13] ICC Draft Convention Article IV: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award shall be refused i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to whom application is madeestablishes: … Se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Enforcement of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Report and Preliminary Draft Convention , No.174, ICC Publication. 1953, p.13.

[14] See U.N. Doc.E/AC. 42/4/Rev.1, Annex p.2.

[15] See U.N. Doc. E/CONF.26/L.34, p.1.

[16] Chromalloy Aeroservices, Inc.,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939F. Supp. 907, 914 (1996).

[17] See Chromalloy Aeroservices, Inc.,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939 F. Supp. 907, 913 (1996).

[18]这些案件是YusufAhemed Alghanim & Sons, W. L. L. v. Toys “R”US, Inc.; Tru (HK) Ltd., 126 F.3d 15 (1997), Baker Marine (NIG.) LTD., v. Chevron (NIG.) LTD., 191 F.3d194(1999), Martin Spier v. Calzaturificio Tecnica, Spa, 71 Supp.2d 279 (1999).

[19] TermoRio S.A. E.S.P. and LeaseCo Group v. Electranta S.P., et al,487 F.3d 928, 938 (2007).

[20] TermoRio S.A. E.S.P. and LeaseCo Group v. Electranta S.P., et al,487 F.3d 928, 938 (2007).

[21] Thai-Lao Lignite (Thailand) Co., Ltd. & Hongsa Lignite (LOPDR)Co., Ltd v. Government of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2014 U.S. Dist.Lexis 15004, 14 (2014).

[22] Chamis Tahan v. John G. Hodgson, 662 F. 2d 862 (1981).

[23] TermoRio S.A. E.S.P. and LeaseCo Group v. Electranta S.P., et al,487 F.3d 928, 938 (2007).

[24] Thai-Lao Lignite (Thailand) Co., Ltd. & Hongsa Lignite (LOPDR)Co., Ltd v. Government of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2014 U.S. Dist.Lexis 15004 (2014).

[25] Chromalloy Aeroservices, Inc.,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939F. Supp. 907, 912-913 (1996).

[26] TermoRio S.A. E.S.P. and LeaseCo Group v. Electranta S.P., et al,487 F.3d 928, 935 (2007).

[27] Corporation Mexicana de Mantenimiento Integral, S. de R.L. de C.V.v. Pemex-Exploracion y Production, 962 F. Supp. 2d 642(2013).

[28] Thai-Lao Lignite (Thailand) Co., Ltd. & Hongsa Lignite (LOPDR)Co., Ltd v. Government of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997 F. Supp. 2d214(2014).

[29] See Marc J. Goldstein, Annulled Awards in the U.S. Court: HowPrimary Is “Primary Jurisdiction”?, 25 Am. Rev. Int’l Arb. 19, p.23.

[30] TermoRio S.A. E.S.P. and LeaseCo Group v. Electranta S.P., et al,487 F.3d 928, 935 (2007).

[31] See Gary Bor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 KluwerLaw International, 2012, p.105.

[32]参见赵秀文:《论法律上的仲裁地点及其意义》,载《时代法学》2005年第1期,第14页。

[33] 745 F. Supp. 172 (1992)

[34] International Standard Electric Corporation v. Bridas SociedadAnonima Petrolera , Industrial Y Comercial, 745 F. Supp. 172, 177 (1992).

[35] See Albert Jan van den Berg, 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1958: Towards a Uniform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81, p.350.

[36] See P. Sanders, ‘New York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ote No. 246, P.56. Cited from HamidG. Gharavi,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the Annulment of an ArbitralAwar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71.

[37] See R. David, L’ arbitrage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Note No.239, at p. 558. Cited from Hamid G. Gharavi,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iveness ofthe Annulment of an Arbitral Awar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71.

[38] See Jan Paulsson, The Case for Disregarding LSAs (Local StandardAnnulments) under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7 Am. Rev. Int’l Arb. 99, 1996,pp.99-114. See also Jan Paulsson, Rediscovering the N. Y. Convention: FurtherReflections on Chromalloy, 12(4) Mealey’s Int’l Arb.Rep.20, (1997), p.20.

[39] See Leurent,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iveness ofArbitration Awards, 12 Arb. Int’l. 269, 1996, p.270.

[40] See William Park, Duty and Discre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93 Am. J. Int’l L.805, 1999,p.813.

[41] See Drahozal, Enforcing Vacate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wards:An Economic Approach, 11 Am. Rev. Int'l Arb. 451, 2000, p.478.

[42] TermoRio S.A. E.S.P. and LeaseCo Group v. Electranta S.P., et al,487 F.3d 928, 937 (2007).

[43]参见张潇剑:《被撤销之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3期,第373页。

(此文章为律商联讯独家撰稿)

0
顶一下
0
相关阅读
  • 没有相关阅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