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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规律探究
作者:郭晓文 来源:郭晓文 发布日期:2014年08月25日 点击数:

 

各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形成都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其制度中采取的各种原则与其本国基本的诉讼法律制度、商事法律制度中的原则密切相关;其发 展还受到本国 司法传统和观念的影响和制约;但最具影响力的因素,还是商业社会对其法律功能的需求。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不是一种“单纯”的法律制度,其既具有显著的程 序法特征,又离不开实体法的渊源。因此,曾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按照不同部门法类别编辑的大学法律教科书,如国际私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 等,都将其纳入内容之中。不过,尽管其制度内容具有综合性特点,但它的基本宗旨,在于通过各种制度原则的配合,赋予当事人一定的仲裁自治权,并保证其实 现;其制度设计的理念、有关司法政策的目标、各种观点和原则的变化,都是围绕着对当事人仲裁自治权实现的限制范围和满足程度、实行手段和控制方法而展开。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商事仲裁制度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制度的形成和内容特征,一方面与我国社会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急遽转型过程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直接受到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发展水平的影响。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和法律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仲裁制 度也会更新。在此过程中,对国际上好的制度和经验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指望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制度,并将其“焊接”在我国法律制度之上,是 幼稚甚至有害的想法。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不应是简单地介绍外国先进的制度和做法,而应是通过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具 体内容的比较分析,探索一种可能性,即,研究如何将国际上的有益经验与我国发展中的法律制度进行“嫁接”,并生长出既适合本土情况,又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 制度。对各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研究的结果还说明,发展和改进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目标,不应仅着眼于对其法律体系形式上的完善,而应专注于其社会法律功 能的进步性和有效性的实现;某一项仲裁制度的原则在法律逻辑上可能是矛盾的,但如果其可以保证有效或相对有效的解决争议机制的运行,促进国际商事交易更加 有序和顺利进行,就是好的制度原则。我们或许不应期望 “完美”的制度,而应追求有效的制度。

各 国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的历史表明,其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并不取决于其制度本身,而取决于社会的需求,特别是国际商事交易高速和多样化的发展对争议解决方 式自由化和高效率所产生的需求。各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在近数十年不断改进的过程,在实质上,就是对当事人仲裁自治权不断放宽,以适应国际商事交易在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发展要求的过程。如果仅从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的角度研究其制度内容,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细节,但很可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只见长 河,不见源头。”因此,下文将以更广阔的视野;以非单纯法律分析的眼光,探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规律。

四、制度革新和“仲裁市场”竞争力  

通过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历史的考察,和对各国法律传统及当前实践的比较,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总体的认识:从历史角度考察,国际商事仲裁制 度在各国的发 展,主要受到本国民商事和诉讼法律制度,乃至社会文化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但到了现代,由于经济全球化力量的驱动,国际商事仲裁立法统一化的趋势日 益加强;与此同时,各国本土法律传统的影响依然在实际发挥作用;最后,为了适用国际商事交易对争议解决方式快捷化、低成本以及对交易方式多样化的进一步的 要求,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仍在继续。就后者而言,如进一步探究,则会发现,各国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竞争,是其另一动力。竞争的动因在于,在经 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本身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国际贸易、资本、技术和劳务市场服务,并与之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对比各国近年来在有关国际商事仲裁方面新的立法和司法判例,我们会看到,一些有深厚商事仲裁传统的国家,对当事人国际商事仲裁的自治权实行越来 越宽松的政 策;在法律和合同解释上,采取尽可能使有争议的仲裁协议为有效的倾向。其原因,并非这些国家对仲裁解决争议方式有特殊的偏好,或本国法院愿意放弃自己对国 际商事领域争议的管辖权,而是为了加强本国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竞争力。以英国为例,虽然凭借其老牌国际金融、贸易和海运中心的地位,早在十九世纪初,伦 敦就成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但英国法律传统上对当事人的仲裁自治权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在早期的仲裁法中,确立了当事人不能通过仲裁协议剥夺法院的司法审 查权的原则;法院有权在仲裁过程中和仲裁裁决作出后对仲裁管辖权作出最终决定,并可在事实和适用法律两方面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仲裁完全依附于司法而存 在。但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仲裁已经逐渐成为人们解决国际商事领域发生纠纷的主要手段。随之而来,对国际商事仲裁独立性的要求日益增强。1958 年《纽约公约》,要求各国承担承认和执行当事人仲裁协议的义务,并对法院审查外国仲裁裁决的实体性内容采取了否定立场。英国在开始时对纽约公约持消极态 度,直至1974年 才加入通过纽约公约,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其导入本国仲裁法。此后,受《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影响,许多国家进行了仲裁法律改革,有意创 造出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友善环境”。在这种国际潮流之下,伦敦传统的国际仲裁中心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英国早已告别了“日不落帝国”的历 史,不可能再依靠经济地位的强大,获得司法和仲裁管辖的主导地位,必须通过再创制度优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为此,英国先后于1975年、 1979年、1996年三次修改了仲裁法。在1979年仲裁法修改案中,有两项原则性的改革,一是容许当事人在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中预先规定排除司法复审的 条款,从而承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二是承认了仲裁员对事实认定的终局性效力,即法院不再对上诉的事实认定进行审查。1996年仲裁法为英国的仲裁制度带来 了革命性的变化,其实质性的创新在于:一、高度尊重双方当事人订约的意愿,给予当事人更大范围的自由选择权,当事人可在合约中规定不适用或更改仲裁法规定 的绝大部分仲裁程序,即非强制性条文(non-mandatory provisions);二是赋予仲裁员更大的权力,包括过去属于法院的权力,例如,仲裁员可以审理并决定对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有更大的权力决定仲裁程 序,而法院对仲裁员决定的司法审查权受到进一步限制。英国的仲裁法改革,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1996年仲裁法成为后《示范法》时代仲 裁法律现代化的新样板,并明显促进了其在国际商事仲裁上的竞争力。伦敦作为传统的国际仲裁中心,在海事、行业贸易、金融保险等仲裁领域仍保持了领先地位。[1][1]

给予从事国际商事交易的当事人更大的仲裁自治权,创造对仲裁的更“友善环境”,就必然会减少本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和放宽对国际商 事仲裁的控 制。如果完全承认当事人的仲裁自治权,则可能出现如下情况:一个涉及本国商业利益的争议由外国人担任的仲裁员,按照外国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外国作出对本 国商业利益不利的裁决,而且既便该裁决的内容不符合本国的法律观念,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本国的法院须承认和执行这一裁决。且不论这是否损害了本国的司法 主权或伤害了本国法官们的自尊心,这样做的实际价值何在?其必要的理由是什么?美国最高法院在The Bremen v Zapata一 案的判词中,对此问题的答案做了坦率的表白:“如果我们按照狭隘的传统法律观念,坚持认为所有的争议都应依照我们的法律,并在我们的法院解决,美国的工商 业将很难向世界扩张;我们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要求贸易、商务和劳工交易都按照我们的规则和法律进行,并受我们的法院管辖。”[2][2] 美 国最高法院的判词说明,尽管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在公法领域,凭借国家力量实行对其国民更有利的国际贸易政策;但在 国际贸易、投资和劳务等全球竞争性市场上,由于市场主体绝大多数是完全按照其本身利益自主决策的私营企业和个人,对这些市场主体而言,其基本的行为法则是 趋利避害,以相对小的成本,较低的风险,获取较高的利益;因此在私法领域,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美国司法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充 分认识,在实践中对当事人的仲裁自治权往往有诸多限制,其结果是造成外国当事人在与美国公司进行合同谈判时,都尽量争取订立在美国以外仲裁的合同条款。由 此导致美国仲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例如,在机构仲裁的竞争上,在很长的时期内,美国最大的仲裁机构-美国仲裁协会(AAA), 与位于巴黎的国际商会国际 仲裁院相比,所受理的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无论在数量、争议标的和跨国性质方面,都大为逊色,甚至与位于北欧小国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相比也颇有差距。 这与美国仲裁协会每年受理数万到数十万件国内仲裁案件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现实面前,美国的司法界逐渐转变政策,对国际商事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给予更 大的自治权力。美国仲裁协会本身也开始实行内外有别的“双轨制”,于1991年制定了单独的《国际仲裁规则》,与《商事仲裁规则》并行。美国仲裁协会于 1996年专门成立了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并在1997年、2000年和2003年 三次修订《国际仲裁规则》。在历次规则修订中,美国仲裁协会都扩大了当事 人的协议自治权,特别是在当事人协商选择仲裁员方面,提供了多种可相互替代的、弹性灵活的方式。大大增强了对当事人和律师的吸引力。近年来,美国仲裁协会 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受理的国际商事仲裁案件的数量迅速上升。[3][3]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本身已经形成了竞争性市场,并成为全球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在国际商事 仲裁市场上的 竞争力,已经构成了综合竞争力中的一环。如果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特性考虑,可以把它归于“制度竞争力”;如果从其市场功能角度考虑,可以将其纳入“服务 竞争力”。据前面的分析,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优劣,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商事仲裁竞争力有着基本影响。鉴于我国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上相对落后的状况,有必 要改进法律制度、仲裁体制和司法政策,以提高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竞争力。可以探讨重新设计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方案,推动《仲裁法》的修改 向有利于发展国际商事仲裁的方向进行。例如,探讨制定适合于国际商事仲裁的仲裁协议法律适用规则;允许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在协议中选择临时仲裁的方 式;在机构仲裁的情况下,允许其选择从规定的仲裁员名册之外选择仲裁员;允许当事人在协议中自订或选择其他仲裁规则的适用;以仲裁协议制度改革为起点,消 解仲裁行政化的困境。在司法方面,通过对司法案例和司法解释的分析,以及比较研究,扩大视野,推动司法在适用公约和法律上的进步,形成支持当事人仲裁自治 权的司法观念和司法政策,以此提高对各国“仲裁消费者”的吸引力。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并非全是福音,而是机会和挑战并存的全面竞争的进程。对竞争力强的国家,挑战可以成为机会,对竞争力差的国家,机会也可 能变成泡沫。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集中体现于对资本、技术和信息的聚合能力的竞争。这种聚合能力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于其他的社会制度功能。 缺少这种聚合能力的社会,最终将被边缘化。国际商事仲裁发展到今天,其作为服务于全球经济市场的辅助功能作用日趋显著。一个好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可以为资 本、技术和信息的顺利流动及价值实现提供保障。大力支持和发展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事业,对现有制度大胆改进和创新,并以此提高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综合竞 争力,应成为我国法律界共同努力的目标。



[1] 以海事仲裁为例,国际海事仲裁的最主要中心在伦敦和纽约,而据杨良宜的统计,在九十年代,伦敦和纽约作出海事仲裁裁决的比例大约为5:1,即伦敦为纽约的5倍。参见杨良宜著《国际商务仲裁》第2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Bremen v Zapata Offshore Co.; 407 U.S. 1; 92 S. Ct. 1907; 32 L.Ed.2d 513(1972).

[3]AAA的公布的统计资料,其在1996年共受理的各类仲裁争议近80000件,但仅受理200多件国际仲裁案件;到1999年共受理各类仲裁案件140000多件,受理的国际仲裁案件也上升到450件;其在2004年受理的国际仲裁案件已超过600件。参见AAA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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